​新书选载(二):波兰的圆桌谈判

2017-02-18 07:28:30

摘自《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1989年的东欧中国》,引用请查明原书页码(原著:热奈∙艾斯特;翻译:张小山、杨子立;审校:王天成。出版: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


第一章 波兰的圆桌谈判(下)

谈判的实质方面

谈判的最初目的

据拉科夫斯基说,在于谈判桌的两边,都广泛存在两个不同的谈判观念,一个是“对抗性的”,另一个是“调停性的”。对抗性的观点可以被描述为“用团结工会的合法登记换得体制的合法化”。对党来说,它仅仅意味着统治阵营的扩大以提升其合法性,并使政府没有实质的改革也能继续它的政策。拉科夫斯基把这个战略称为对抗性的,因其相当于在不可避免地与反对派对抗之前为党“购买”一些时间。对反对派而言,“对抗性的战略”意味着确保团结工会的合法化以及能够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而那将导向另一个危机,最终导向全面的胜利。
从谈判的调和视角看,民主体制在波兰是必需的。民主体制不能仅以政府宣称民主的方式而建立,也不能仅以反对派通过斗争而建立。因此,双方以及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在于寻求启动民主化进程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谈判视角不限于交易(允许团结工会合法登记换得体制的合法化),也包括寻求最好的可行方案的共识。
拉科夫斯基的解读似乎经过一些改进而得到了其他谈判者的认可。两边都在谈判期间改变了立场。然而,这些演化没有循着相同的方向。政府的立场从对抗性的方式过渡到接受调和性的方式(至少在顶层谈判者中是如此);而在反对派一边,最初谈判的成功,以及政府的让步导致了拉科夫斯基所称的对抗性立场,也就是说,为全面胜利铺平道路而非只限于与共产政权签署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
对葛莱米克和布扎克而言,谈判最初的目标是以团结工会合法化,换得一个政治协议以及一个经济领域的反危机协定。“谈判的目标是改变我们为了团结工会合法化所要付出的代价。”[1] 最初,团结工会和反对派要付的代价是赋予共产主义体系合法性。团结工会想要改变这个交易,提前在波兰实施民主化。
亚罗斯洛·卡钦斯基在早期看起来采用了“对抗的”方式。对他来说,谈判达成的协议包括从破坏协议的最初可能性,到形成一个团结工会的政府,到快速转向全面的民主和完全自由的选举。[2]
对党来说,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妥协,给反对派一些发言权,确保党大体上能够控制波兰的发展。就党而言,理想的状况是区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党的精英倾向于优先解决经济问题,然后转向政治改革,这样也能够在谈判中确保一个更有利的起初地位。据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上述目标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改革需要很多年,而政治改革更快、更容易实施。”
对党来说,限制改革和谈判的是控制权问题。即使对党的改革派而言,民主的含义限于党在其中不会丢掉执政地位的民主。“对已经习惯了掌权超过40年的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坎,”一个年轻的谈判者、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说。“他们简直无法接受,在民主制下他们可能丢掉选举。”
葛莱米克也同意对政府意图的这个解读。他相信,共产领导者们成了它自己历史的人质:“他们相信他们现在能够让历史倒转,返回到1945-46年的出发点,从那里再一次开始,这次他们不会再犯第一次他们犯过的错误。因此他们给我们开出的价码是他们过去曾开给非共产主义者的、或多或少相同的东西。这次,它是真诚的。当问到为何我们应该相信它是真诚的,他们回答说他们已经从错误中学会了很多。这是我们不想接受的回答。”
葛莱米克认为,党的立场的另一个特征,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NEP,列宁1920年代实施的政策)。在经济大环境出现危机的时候,限制被搁置了,然而党仍旧保留着控制;而当经济环境变好时,整个开放进程又可能被中止。
保留控制的渴望在政府代表们的最初声明中是清晰可见的。党想要反对者作为一个年轻的同伴加入到这个由党支配的体制当中来,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反对者。

谈判的开始

预备谈判确定了一些解决方案。首先,达成了国会选举的协议;选举是半自由的,预先确定的结果是党和它的联盟必须在国会里占多数席位。其次,团结工会将被合法化而非重新合法化,因为前者意味者不承认戒严法是一个错误。双方都同意避免谈论过去,因为过去太容易引起争议。
圆桌谈判开始于1989年2月6日的全体会议。 基什恰克、瓦文萨、米奥多维奇(劳工联盟(OPZZ))、杰基·图洛维奇(Jerzy Tulowicz,知识界反对派的代表)以及傀儡党派同盟的领导们发表了一个总声明。几天以后,分组形式的真正谈判开始了。
与团结工会预期不同的是,最困难的谈判发生在政治改革谈判桌;从宪法的角度看,那些谈判也被证实是最重要的。这个谈判桌由两位教授领导——亚努兹·拉科夫斯基为政府代表,而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为反对派的代表。在这个谈判桌的第一次会议上(2月10日),拉科夫斯基提交了一个政府起草的改革方案。[3] 他承认了现体制的专制特征,建议“党不应该是政治生活的唯一主体,”以及开放自由选举的前景。
然而,这些选举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多元主义应该创造一个机制以解决冲突但同时“不破坏社会主义架构的基础。”因此,改革的限制是“一些重要社会团体的利益不应该由投票来决定。”实际操作上,它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将不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但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它的同盟党派一起构成多数党),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代表将被选入国会。这将导致政府承认反对派接触媒体的需求、地方自治的民众倾向以及许多其他改革。
据拉科夫斯基说,这些改革,一方面不应破坏“重要团体”的利益(比方说,共产当局),另一方面,也应该避免只顾“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而实现短期的私人利益(比如说,反对派的各种目标)。”因此对整个体制需要有一个保障,拉科夫斯基建议,这个保障功能应该由新设立的总统职位承当。拉科夫斯基认为,最紧迫的改革是引入总统职位,找到一个方法准许反对派进入国会、接触运用媒体。最后,拉科夫斯基建议,圆桌谈判的协议应该采用“社会契约”的形式,创建一个新的名为“国家谅解委员会”的机构(a Council of National Understanding),它将作为一个论坛以“创建波兰的新政治规则”。
在他的公开声明里,拉科夫斯基没有提到反对派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即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和法律制度的改革。这些问题在葛莱米克的公开回应中提了出来。葛莱米克强调的其他迫切问题包括打破党对媒体的垄断、保障结社自由、地方政府自治。另外,葛莱米克还要求一个关于改革和“保障双方”的时间表。拉科夫斯基提出的总统职位将确保当局的利益,却对社会没有任何保障,而“社会的主权意志应该得到遵从”。
最后,葛莱米克不同意基什恰克这一建议,即圆桌谈判的成果应该采用一个联合宣言的形式“概括将波兰人联结在一起的所有议题”。葛莱米克称,这样一个宣言将剥夺谈判参与各方的身份特点,他提议签署一“转型的社会公约”。[4] 在拉科夫斯基和葛莱米克的公开声明发表之后,路径上的分歧变得很明显:政府在体制内寻求社会对有限改革的支持,而团结工会想要获取能够转变体制的条件。
接下来进行的谈判的细节,在今天主要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课题。这篇论文基本上聚焦于主要的公开辩论、观点和谈判者所使用的威胁,以及他们所达成的协议。

主要议题和争议

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讨论有一个自身的动力机制。关键的议题和次要的议题纠缠在一起。后者有时仅被用为谈判的筹码以获得更重要的妥协。其他一些讨论源于反对阵营内部两种不同的谈判观念。一些谈判者把圆桌谈判视为一个一次性的机会,一个提出和解决波兰社会和政治生活每个领域的所有重要问题的论坛。另一些谈判者谈判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解决问题的民主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团结工会参与解决问题的权利可以得到保障。前一种谈判观念看起来支配着副谈判桌,而后者支配着三个主谈判桌。更宽泛的视角对团结工会阵营的领导层也是更有吸引力的。
因此谈判的主要议题,涉及的是确保权力分享和民主化改革的机构、制度设置。最重要的问题如下:
1. “自由但不争议”、预定结果的选举如何安排?争议点是反对派在何种程度上进入国会?团结工会坚持认为政府同盟不应该控制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席(因此反对派在宪法改革和其他重要决策上可以有否定性的发言权)。
反对派愿意接受预定选举结果以换取完全自由的竞选以及在竞选期间平等接触媒体的机会。团结工会也要求选举法应该讲清楚,它的条款是圆桌谈判上政治协议的结果,它的有效性仅限于即将到来的选举。在关于选举监督和其他次要的问题上也存在激烈的争议。
2. 在首个政府方案里,总统职位的设置是为了保障权力分享尤其是权贵阶层利益。因此政府对这一职位权能的界定非常宽泛。团结工会毫不含糊地拒绝这种帝王式的总统制。主要的讨论与总统的权力相关,包括:(1)总统颁布法令的权力,(2)总统对立法的否决权,(3)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4)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事物上,总统有限的权力。总统和总理的关系也是争议点。
另一个议题是总统应该如何被选举出来。既然总统职位的本意是保护共产政权创立者的利益,政府方案不得不确保选出它们自己的候选人。因此他们建议总统候选人通过国会与既存的顾问机构共同选举总统,那些顾问机构包括国家协议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National Agreement),国务委员会主席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the State),波兰大主教顾问团(Advisory to the Primate of Poland)等等。这个方案受到反对派的断然拒绝,谈判进入了僵局。在马格达莱卡达成了一个妥协,根据这个妥协,由一个完全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来平衡总统的权力。总统由国会两院-的多数选出来(这个解决方案依然让政府同盟在国会中保持微弱多数)。
3. 设立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是对强总统的交易结果。由此立刻出现了这个新议院的权力赋予问题。政府主张给这个新议院一些不重要的顾问职能。虽然团结工会主要受到自由选举参议院这个想法吸引,但它还想要给这个新机构一些重要的权力。最激烈的争议是有关参议院的否决权;团结工会希望下院三分之二多数才可以推翻参议院的否决。这将给反对派否决立法的权力。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选举参议员。关于自由选举有一个协议。团结工会偏向比例代表制,然而,政府建议采用 “美国模式”—:波兰49个省每个省两个参议员(两个最大的城市分配3个参议员名额,总共100个)。政府期待基础在工业城市的团结工会,在小的、农村省失去参议员名额。还有些小的争议涉及到候选人的提名和程序上的细节。
4. 政治改革谈判桌的大量讨论涉及次小组关于改革操作的冲突。最具争议性的议题是立法改革、媒体、青年组织地位(青年团)、地方自治政策。[5] 有时候,能达成协议;在许多议题上,团结工会仅仅通过在谈判协议里加入特殊的“不同意条款”而展示自己的立场。
5.反对派想要恢复种种工会和协会以及获得对戒严法带来的伤害的赔偿。尽管同意“不去追究过去”,在一些谈判桌上,过去依然被展示出来。团结工会要求让与团结工会一同被戒严法禁止的其他社团重新合法化。当波兰记者协会、波兰演员协会以及其他一些专业协会的成员积极反对戒严法时,他们分担了团结工会的许多遭遇。联盟也要求让所有因积极活动和抗议在1981年后被开除的工人复职,赔偿他们的损失和监禁。虽然社团都被恢复了,但政府不同意赔偿,因为那将导致承认戒严法的错误和基本的失败。
6.还有一个激烈的争论涉及最终协议的措辞,以及监督协议实施的委员会的性质。正如以前提到过的,团结工会反对政府提出的创建一个广泛的国家谅解委员会的提案,而提议建立一个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谈判双方能够有明确的代表。从未来发展的视角看,这一争论主要只对历史学家有吸引力。

利益冲突和危机时刻

上面列举的种种争议源于基本的、根基性的利益冲突。然而,冲突不仅限于党欲确保控制波兰的政治生活。冲突也源于直接的、更有形的权贵阶层的利益。在副谈判桌讨论操作性的议题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司法改革、打破媒体垄断、自治政府,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团结工会的要求威胁着官僚机构的权力,招致了强烈的反对。
在 一些“经济”副谈判桌上的讨论中,情况也如此。比如,这桌上关于环境议题的讨论一直进行得相对顺利,但是,当环保部权贵阶层们的任职资格被讨论和挑战时,情况就变化了。健康保障讨论没有遇到多少问题,直到团结工会要求废除冗余的健康体系的中层机构。在经济谈判桌,权贵们受到直接的威胁。相关人都显然知道,不结束党对人事任命的控制——基于忠诚和服从的任命——经济企业不可能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
权贵阶层日益顽强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导致了谈判期间冲突的一个关键转移。党政一边的内部裂痕也逐渐增长起来。党的改革派意识到,权贵阶层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之一,但是他们希望在尝试处理团结工会领导的反对派问题时,能够获得这部分官僚的合作。然而,官僚们没有意愿放弃太多。因此,当谈判,尤其在马格达莱卡的谈判,总的来说缩小了双方顶层谈判者的分歧时,冲突的中心却转移了。现在两边的改革者都反对来自政府阵营的官僚。保守的、反对谈判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它倾其所能试图断送所有的谈判。虽然社会对圆桌谈判进程的兴趣在减弱,一部分工人开始表达对正在恶化的经济条件的不满,团结工会领导层和团结工会一般群众的分歧仍然并不明显。
然而,双方谈判者之间出现的联合也导致了团结工会-反对派阵营内部的一些冲突。团结工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亚罗斯洛·卡钦斯基,他反感马格达莱卡的会议及其据说发生在这些会议期间的友善。在更多的具体事物上,卡钦斯基还有不少不同的观点,比如,他是第一个接受总统职位的概念的,依他的观念,总统将取代不合宪法的党的权能。他也主张完全自由的选举。他的方案被葛莱米克以对苏联过于激烈为由而拒绝。[6] 无论如何,团结工会内部的这些观点分歧没有对谈判的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们仅在大选及马佐维耶茨基的政府组建后才变得重要。
尽管存在这些冲突,必须找到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这一认知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至少在顶层谈判者那里是如此。因此,谈判参与者们回忆不出有很多危机的时刻他们怀疑整个谈判会最后成功。当两边的立场互斥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刻就来了。当政府提议帝王式的总统而遭到团结工会断然拒绝时,这种情况发生了。谈判陷入了僵局,直到政府在马格达莱卡提出参议院和自由选举的方案。后来还有一个僵局是关于下院推翻参议院的否决需要多大程度的多数票:政府联盟要求百分之六十五的多数,而团结工会坚持百分之六十七的多数。最后,团结工会胜出,但交换条件是同意对总统否决权也有相同条款。
尽管有这些冲突,参与者没有丧失信心相信谈判将会成功。“我从来没有过我们站在最后破裂的边缘的感觉,” 克瓦希涅夫斯基说。“很明显,我们一直将努力达成折中。”
唯一的例外出现在谈判的最后一些日子里。 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尝试破坏整个项目。首先,他们决定不签署有关工人工资指数化的一个有争议性的条款。其次,在圆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上,那次会议是全国电视直播的,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以程序性理由打断了谈判。他坚持在卡钦斯基和瓦文萨之后,在其他参与者之前做一个总结性发言。团结工会不能接受。僵局(在中断期间,电视台播放音乐)持续了超过四个小时,最后由于团结工会和政府顶层谈判者安排的一个小把戏而结束了这个僵局(见后面,“妥协的机制”)。

争论与可信的威胁

双方都知道彼此需要对方,有基础性的妥协愿望。因此除了在关键时刻,双方很少使用真正的威胁。不过,某些特定的讨价还价因素每天谈判中都在用。双方都使用这个相同的论点:“这个我们必须获得支持者的同意,”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支持者是否同意这个。”根据所讨论的议题的需要,每一方都会使用一些更具体的论点。

团结工会

在圆桌谈判中,反对派有两个论点。第一个很少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与政府弱化了的地位有关。正是政府需要团结工会来提高它的合法性,而非相反。因此政府的虚弱、莫斯科的改革,以及匈牙利改革加速,都增加了反对派在谈判桌上的力量。如前面提及的,这个论点是暗示性的而没有明说。
那个说出来的论点强调社会期望。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经常争辩道,妥协有个限制,超过这个限制,社会将会反对整个协议。“如果我们同意这样一个妥协,它对你也没有用,”布扎克在某个谈判点时说道,“因为如果社会不接受这个交易,那么你可能是在和一个已不再存续的谈判伙伴签署一个契约。”举例说,当政府提出一部分参议员应该由总统任命,团结工会争辩说,即使总统哪怕只任命百分之十的参议员,整个参议院将受到连累而失去信誉。这一论点的力量也在圆桌谈判的公开性上显示出来,圆桌谈判的公开性本身就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议题。团结工会认为如果社会不了解细节,社会将拒绝谈判以及他们的谈判结果。对于团结工会,这个问题有一个先例,是它的公开性传统:1980年,格但斯克造船厂的谈判向所有罢工工人的直播。
团结工会多数谈判者同意,他们没有必要太频繁争吵和威胁;争吵和威胁是含蓄的,另一方也是理解的。葛莱米克所使用的最明显的威胁,发生在谈判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僵局时,即关于参议院和总统职能问题,更确切的说,是总统对国会决定的否决权和解散国会的权力。葛莱米克反对政府的提议,威胁要鼓动团结工会收回最初对创立总统一职的支持。“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个协议而且你还不能做出让步,那么,我们可能不得不回到另一个方式来思考政治改革,”葛莱米克说。“我们可能需要由一个有关国会席位分配的契约来开始国家的改革,先把其他两个因素即总统制和参议院放到一边,留待1991年会进行的宪法修改处理。” [7]
这一招奏效了。拉科夫斯基提议把这个争议推后,以便双方都能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接下来在马格达莱卡的一次会议上,协议达成了。

政府

党的谈判者使用了在整个1980年代一直使用的三个论点。首先是实际权力的论点(“我们有权力并且不会把拱手送人”)。第二个论点涉及到波兰作为苏维埃帝国一部分的身份,宣称过于雄心勃勃的改革将会招致莫斯科干涉的威胁。不过,随着苏联改革的推进,以及在苏维埃内部增长的冲突,这个论点变得越来越弱。当然,苏联容忍度的不确定性仍是存在的。有时政府还暗示受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共产党的压力。
第三个论点强调波兰内部反改革力量的强大。这个论点屡屡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即经提及一些对改革进程难以理解的危险。在另一些场合,“重要社会团体的利益”被提起。这个招数类似于团结工会的招数——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经常提及失去工人支持的危险。
“你们经常说你们有你们必须对其负责的社会基础,” 在一次争议中,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说。“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它不仅仅是这个党。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你们需要考虑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得不让步,否则,不会有协议。” [8]
    斯普雷尼亚克所隐晦提到的是政府官僚、安全警察和议会对圆桌谈判性质的广泛不满。一些政府谈判者直接点出了议会造反的威胁;尤为经常提到的是党的机器不可控制的势力。[9]
政府使用的另一个招数,是把团结工会的提议诠释为图谋攫取权力。在讨论民主选举、地方政府和结社时,这一招屡屡被用到。
亚努兹·拉科夫斯基是政治改革谈判桌的政府联合主席,他没有回忆起他自己使用威胁的手段,除了两、三个非常情况下的例外:威胁暗示政府不得不中断谈判。不过,他最严厉的论点,是警告而非威胁。他的那个论点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如果我们不达成一个协议,那么我们所有参与圆桌谈判的将是失败者。其他人将会过来,他们将使用武力解决波兰的问题。他们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波兰将是失败的,我们这些圆桌谈判者将是失败的。这不仅关乎谈判桌我们这边,因为你们也会被更激进的力量给扫除。”
我对团结工会谈判者的采访表明,这个警告和政府说要退出谈判的威胁一样,只有很有限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团结工会感觉他们自己的威胁和论点对对手来说是更可信的。

一个谈判实例

社团副谈判桌的谈判给出了谈判机制的一个好案例。根据记录,协议的初稿是在党和教会的预备谈判中通过的。团结工会的谈判者觉得,政府一边认为这个议题的谈判已经结束,没有再集中精力于这个特别的副谈判桌。然而,团结工会被教会方面参与这桌谈判的人的鼓舞,要求政府做出更多让步。团结工会的谈判者如此做了,得到了不少额外的收获,除了没有获得接触内务部有关社团的内部材料的权利。
这个谈判桌一个关键的议题,是1981年12月引入戒严法之后被禁止的社团的重新合法化。这个问题由被禁止的波兰记者协会主席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提出。[10] 他说,如果政府想要结束它与知识界、作家、艺术家和专业人士之间的战争,那么,第一步一定是合法化那些社团。政府谈判者一方回应道,他们没有获得授权走出这一步。于是,布拉特可夫斯基使用了如下论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已经在国家之外创建了整个组织网络,并且运行得非常好,他们不需要政府。现在正是政府需要决定,政府想要对本质上是他们本身的问题做些什么。很快,一个为撰写联合公报的小工作组成立了。没有更多的讨价还价,政府同意了反对派的合法化社团的要求。“好像他们在一开始就准备如此做,但是他们想要为讨价还价保留这个议题。” 布拉特可夫斯基说。这是在谈判期间副谈判桌水平上达成的第一个妥协。
因而,总的来说,虽然谈判的过程是艰苦的,它并没有涉及太多的威胁、吵架或者情绪。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代表团结工会和教会一方与政府谈判的安杰伊·斯特尔马车夫斯基的一个观点。“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谈判经常是非常容易、愉快的,因为双方都保持了正式礼仪。就团结工会和政府的谈判来说,它们与1980-81年间的谈判有不同的性质,那时焦虑和情绪化盛行。在这次圆桌谈判,情绪化有时也会显现,但从来不会占主导。这些是‘可管理的’的争论。” [11] 争论的“可管理的”特征,是许多有利于达成妥协的因素之一。[12]

妥协的机制

有利于妥协的最重要因素,是顶层谈判者有找到解决方案的渴望。刚开始时,这个渴望并不存在。它是谈判过程的结果。据克瓦希涅夫斯基说,谈判有三个显著的阶段。在初始阶段,敌意和不确定性混杂着。后来,各方视对方为对手而非敌人;这伴随着寻求妥协的尝试。(依他的说法,马格达莱卡的会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最后,双方回到他们的支持者中寻求对谈判所达成的妥协的支持。
据拉科夫斯基说,妥协最好的机会存在于力量相对平衡之时。[13] 妥协也“尤其与双方团队中温和者和强硬者的相对数量相关。”这些条件存在于圆桌谈判之中。妥协的重要先决条件,是对另一方的观念的改变,以及同时对谈判本身态度的改变——从讨价还价到合作解决问题。这条路的第一步是改变谈判的语言。在刚开始时,反对派采用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立场,而政府使用实用主义的措辞。“当我们问‘对解决问题,我们能够做什么’,他们回答说,4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把这个国家导向毁灭,” 克瓦希涅夫斯基回忆说。“这是一种对抗性的语言,需要用一种普通的语言替换它。”
从对抗性的语言跳出来的一步,是拉科夫斯基在政治改革谈判桌第二次会议上建议双方同意 “不要打开关于过去的冲突。”这个提议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团结工会要求政府采取的许多行动,都涉及推翻戒严期间的种种决定以及过去所造成的伤害。与此相对立,政府代表不想让人们得出印象他们在否定戒严、追究责任。
对这个问题一个妥协解决方案是由弗拉迪斯沃夫·斯拉·诺维奇(Wladyslaw Sila-Nowichi)提出的,他曾为许多团结工会和反对派活动分子辩护。“我想我们关于戒严法有一个共识,” 诺维奇说。“我们都接受它曾是一个罪恶。分歧在于谈判桌的另一方认为那个罪恶是必要的,而我们不如此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废除戒严法的残留物,那些已不再被认为犯罪行为的案件已经销案了,对戒严法的残留物也应以相同方式处理。” [14] 将对戒严的评价和戒严的结果区分开来,有助于助政府一方在不丢脸的情况下妥协。
有些妥协只是政府的让步。在媒体副谈判桌的争论里能找到一个例子。主要的争议在于纸张的获取。纸张在波兰受到补贴,政府根据自己的主次安排分配纸张。纸张分配模式的改革涉及到传统受益者的损失。团结工会坚持要获得纸张,政府谈判者辩称波兰没有足够多的纸。这个争论由政府团队里有影响力的克瓦希涅夫斯基终结。“向政治生活里新的参与者供应纸张的必要性无可争辩。为此需要提高纸张的进口量,我们应该搞清楚团结工会的需求是什么,”他打断他的同僚们的争辩说。
另一些妥协采用交易的形式。例如,在马格达莱卡最后一次会谈中,政府放弃了安全警察提出的有关结社法律的所有保留,以换取团结工会同意官方青年组织垄断性的延续。
谈判中最关键的妥协也发生在马格达莱卡,它与整个圆桌谈判最困难的危机(前面已描述过)有关,即政府关于总统选举的提案。总统的设置是为了保障党的利益,因此党不能冒大众选举的风险。基什恰克提议,国会与其他机构组成的联合体一起选举总统。葛莱米克的回答是,他们可以接受民主被强奸一次,但不会接受被强奸两次和更多次。
沉默的僵持被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即席提议打破,“通过国会和参议院选举总统怎么样?参议院由自由选举产生。”
“这个值得考虑一下,”葛莱米克说。反对派并不关心参议院,吸引他们的是自由选举的观点。党顺着克瓦希涅夫斯基的建议向下走了,因为它从中看到了一条路可以让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当选,而且有一定的合法性。因此,通过相互满足,一个妥协达成了,这是圆桌谈判最有意义的决定之一——参议院的自由选举。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妥协发生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劳工联盟(OPZZ)的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想要破坏即将签署的协议。他坚持要成为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三位发言者,那次会议是全国电视直播的。团结工会不同意他的要求。他们提议,基什恰克和瓦文萨首先发言,然后其他代表按字母顺序发言。团结工会不希望让劳工联盟(OPZZ)看起来是协议的重要参与者。按字母顺序被团结工会和党认为是公平的。然而,米奥多维奇不同意,威胁说如果葛莱米克(他是按字母顺序名单里的第一个)在基什恰克和瓦文萨之后发言,劳工联盟(OPZZ)代表团将离开。基什恰克被唬住了,要求“形式上中断”。于是和劳工联盟(OPZZ)谈判,然而失败了。党的谈判者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雅鲁泽尔斯基决定同意米奥多维奇的要求。团结工会拒绝了这个决定。僵局于是继续,中断继续。看电视直播的观众开始确信谈判破裂了,许多“普通”谈判者也如此认为。
一个包括团结工会领导者和党的改革派的非正式的高层会议,为这个问题争议着。大约三个小时以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伊雷纽什·赛酷拉说,他想起伊曼努尔·康德的一个故事,康德有一次在珂诺尼伯格沿着一条非常狭窄的街道行走,被迎面面而来的一个陌生人给堵住了。他们中的一个必须给另一个让路。“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那个陌生人说。“我总是给傻瓜让路,”康德回答说,走到一边让那个陌生人通过。
“为何我们现在不试一下?” 当赛酷拉讲完这个故事,克瓦希涅夫斯基建议。“为何不呢?”葛莱米克说。他们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计划,基什恰克打电话给雅鲁泽尔斯基报告说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当他们重新集合时,基什恰克说,葛莱米克想要说一个程序问题。葛莱米克说,如果他们按照字母顺序的话,轮到他发言了,但他邀请米奥多维奇先生在他之前发言。米奥多维奇接受了,圆桌谈判继续下去到结束。[15]
机智和幽默,据一些谈判参与者说,是寻求妥协过程的重要因素。有时侯,中断是因为争论太激烈了,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离开这个领域而采用另外一个视角”是拉科夫斯基偏好的战略。作为心理学教授,政治改革谈判桌的主席,经常选择“处理论点的理性部分而忽略它的情绪性的隐含意味。” [16]
许多马格达莱卡会议的参与者强调作为谈判者和协调者的基什恰克将军的个人技巧。他直觉地知道何时停止讨论,宣布休息,回到一个主题,或者给所有人思考的时间,而不污辱或谴责任何人。
所有这些因素对于达成协议、形成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都是重要的。事实上,大部分在圆桌谈判中提出的议题都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妥协而结束。然而,妥协对团结工会来说有一些明确的界限。就马佐维耶茨基而言,不能妥协的事情是:团结工会的合法化;没有秘密交易,即谈判必须敞开由社会评论;协议里要清楚地声明,这个政治协议只限于这一次选举;依法赔偿戒严期间造成的伤害。[17] 在政府这边,除了保存共产党影响力外,没有类似的、精确的妥协限度。
这一差异对整个谈判进程看起来是有意义的。团结工会想要改变既存的制度,向前或推动对手向前。它坚持对大幅改革现体制是重要的一些谈判细节。[18] 其他一些细节仅作为讨价还价的因素是重要的。
政府这边不是这样的。它是防御性的,后撤性的。政府的谈判者不知道在他们后面的墙有多远;因此每一个让步都是太多了,每一个细节可能被证实是至关重要的:越来越如此是因为大量公开争议的细节直接与统治官僚体系中具体个人的可见利益相关联。任何妥协,就它的本意来说,都限制了权力、特权以及根深蒂固的共产主义当权派的地位。

结果

达成协议的解决方案

谈判的最终成果远远超出了团结工会最初的意图和期望。在开始时,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期望付出代价:给这个体制合法性以换取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在结束之时,团结工会获得了合法性,附加了一个制度上的改变,那个改变达到了权力分享,为权力的转移铺平了道路。[19]      
团结工会被一个法令合法化了,没有附加任何前提条件或约束。类似的,个体农民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 of Individual Farmer),独立学生协会(Independent Student’Association)也合法化了。其他在戒严法下被取缔的社团也重新建立起来。
达成的政治协议规定国会选举在1989年6月举行。议员席位的分配也设定好了:60%分配给三个政党的联合(波兰统一工人党、农民联合协会和民主党);5%分配给三个小的亲共产主义的基督教运动(一共65%给前当权派);35%分配给“不属于这6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候选人。”65%联合体中的45个代表从所谓的全国名单中由无竞争性投票选举产生(规定他们必须获得50%的选票)。
参议院诞生了,由100个自由选举出来的参议员构成。参议院被赋予立法动议权,它有权“控制国家行为”,尤其在社会、经济政策以及法律领域。参议院有对下院(Sejm)立法的否决权。参议院核准下院选择的一位公民权利督察员(Ombudsman)和一位高级监督院主席。
总统职位设立了,被授予强行政权和重要的控制国会的权力。首位总统任期6年,由全国代表会议(下院和参议院集合到一起)绝对多数选举产生。总统依职权也是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军队总司令。总统被授权在国际关系中代表波兰,并有权要求下院通过一个由总统提名的总理,或者撤换一个在职的总理。
总统召集国会选举,并被授予和参议院同样的否决权(总统的否决也能被下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重要的总统法令需要总理的连署,但不包括那些涉及保留给行政的事务的法令,即外交政策、国防和国家安全。
在下列情况下,总统有权解散国会:(1)当它不能够在3个月期限内组成一个政府,(2)它不能通过预算,(3)它侵犯上面提及的三个总统的专属权力。在解散国会之后,总统必须召开新的选举。
总统也有权宣布 长至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它仅能延长一个额外的三个月,但必须经过下院和参议院的同意。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统无权解散国会,也不能修改宪法和选举法。
为了评估协议的实施和协调未来的冲突,一个协议委员会创建了,委员会成员包括圆桌谈判的成员以及“其他相关团体”的代表。
一系列经济和社会解决方案达成了协议,尤其在农业、教育、环境、健康保障以及住房领域。审查制度终结了,出版自由显著扩大,《团结周刊》(Solidarity Weekly)重新出版,一份日报《选举新闻报》被交给了反对派。司法独立原则和一部有关结社的新法律获得同意。
协议内容所要求的立法改革和宪法修正案在1989年4月7日——在圆桌谈判最后一次会议的两天后,在下院通过。
最重要的成果,对团结工会而言,与协议的保障措施有关。协议委员会是一个保障,它基于一致同意的原则而工作的。反对派在下院和参议院对立法进程的控制是另一个保障。最后,在一些副谈判桌,实质性的保障措施被接受了。例如,环境组提议,波兰应该和外国债权人谈判让部分国家外债能够被指定用于波兰的环境保护。为确保这些资源的恰当利用,谈判者们决定所有从国外为此目标获得的资金不应该转移到国家财政部而应该转到私人基金。
总的来说,团结工会的谈判者特别强调保障措施安排的必要,因为,正如斯特凡·布拉特可夫斯基所说,“巨大变革的宣言本身并不会诱发热情,伙伴们已经被欺骗过如此多次,以至于对于社会来说,只有变成事实才算数。” [20]

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

足够意外的是,圆桌谈判在看起来最没有问题的领域——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值得记住的是,经济问题是1988年葛莱米克代表团结工会最初提出的反危机协定的中心问题。然而,圆桌谈判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成果却非常少。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谈判桌,触动的是最可见的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以及经济官僚利益。对这些利益,政府没有妥协。结果是,一个关于市场经济愿景的温和声明,对于政府而言也是不能接受的。
在其他一些谈判桌,情况也如此。谈判结果表明,不可能允许自由工会进入国防部和内务部,也不能进入国家办公室和法院。团结工会也不能废止在健康保健领域的中层机构和矿业领域的垄断。不能打破党的出版机构对波兰90%的报纸和杂志的垄断。电台和电视国家委员会对广播媒体的垄断也受到的党的保护。
在法律改革、对内务部和检察官办公室的监督方面,只达成了很少的协议。在青年问题上的谈判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青年组织的多元化上没有任何协议。团结工会提出的一个有关公共集会的新法律草案被政府拒绝了。在戒严法下被解散的社团的财产也没有归还给重新合法化的社团。最后,政府拒绝了重新创建地方自治政府的要求,拒绝了让地方行政从属于新选举出来的自治机构的要求。
虽然团结工会的谈判者们在所有这些点上艰苦地奋争,但他们没有坚持每一个要求。依布扎克的说法,他们把谈判和寻求协议视为“仅仅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开端,在那个过程中,一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变成了可能。政治改革谈判的过程给了我们理由相信我们正非常接近一条界线,也就是仅仅改进现存体制与真正改革之间的界线,如果我们跨过那条界线,真正的改革就会雪崩一般地到来。” 圆桌谈判的最终协议创造了在未来跨过这条线的可能性。
然而,在1989年4月5日,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条线在圆桌谈判结束以后几乎立即就被跨过了。[21]

总结

我这个研究的结论是简单的,虽然让人惊奇。
1. 圆桌谈判的发生只是因为党和团结工会的领导层由1980-81年直接对抗的差不多同一批人构成。双方都从他们不同的经历中认识到,谈判达成妥协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2. 在圆桌谈判期间,一个关键的改变发生了,这个改变使得共产体制的和平转型成为可能。这个改变是党政内部日益增长的分裂:顶层党政谈判者为一边,除他们之外其他人以及权贵阶层为另外一方。谈判的逻辑要求党的领导者们不断推进。他们不得不接受更多的不合正统的妥协和解决方案。官僚们没有给他们支持,相反,拖他们的后腿,指责他们,在谈判期间公开削弱他们的地位。结果是,领导层把权贵阶层晾到一边。这个分裂在整个谈判期间逐渐扩大。在圆桌谈判结束之时,顶层党的谈判者把这些官僚视为“他们”,把参与谈判的对手视为“我们”。这个认知的变化,以及权贵阶层越来越孤立,有利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遵守契约,即使团结工会在1989年6月选举之后突破了这个契约之后,也是如此。
3. 整个过程例如,圆桌谈判和权力转移,其关键因素是圆桌谈判之前政府当权派对力量平衡的误判。如果政府此前意识到他们的社会支持是多么脆弱,它将永远不会同意一个谈判的解决方案,前面第2点所描述的进程将不会开始。

主要人物简介

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igniew Bujak):协会和地方自治政府副谈判桌的主席;政治改革谈判桌、经济和社会政策谈判桌的参与者。技术专家。1980-81年,团结工会的顶层领导之一;马佐夫舍地区(Mazowsze)团结工会主席。在戒严令颁布之后,转入地下。1989-90年,斯特凡·巴特利基金会理事会(the Board of the Stefan Batory Foundation)主席。1990,拉切·奥比瓦特尔斯基-阿卡 民主党(the Ruch Obywatelski-Akcja Demokratyczna Party, ROAD)的联合创始人。1992年起,一个起源于团结工会的社会民主党,劳工联盟(the Labour Union)的主要领导之一。
卡齐米日·斯普雷尼亚克(Kazimierz cypryniak):政治局委员,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修正委员会主席。政治改革谈判桌的主要谈判者之一。
布罗尼斯瓦夫·葛莱米克(Bronislaw Geremek):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联合主席。中世纪历史学教授。1980-81年,团结工会顶层顾问之一。在戒严期间被拘禁和逮捕。下院代表。从1989年9月到1990年11月,公民议会核心会议(Citizen’Parliamentary Caucus)的主席。1989-91年,下院宪政委员会主席。
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将军:在1981年引入戒严。1981-90年,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81-84年,波兰总理。同意圆桌谈判,虽然他没有参与谈判但批准了关键的决定。自1989年到7月到1990年12月,波兰总统。
亚罗斯洛·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政治改革谈判桌"立法和司法改革谈判桌的参与者。律师。1982-89,波兰赫尔辛基委员会成员。团结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1989-91年,参议员。1991-93,下院代表。自1990年,中央联盟(the Center Alliance),目前议会外的一个右翼党的主席。
切斯瓦夫·基什恰克(Czeslaw Kiszczak):圆桌谈判的联合主席。圆桌谈判想法的共同提出者,首席政府谈判者。将军。1981-90,内政部长。部长会议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政治改革桌、选举法律副工作组的谈判者。历史学家,作家。1960年,共产波兰的首批异议着之一。1976年工人保卫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1980-81年团结工会的顶层顾问。在戒严法下被逮捕。1989年被选为下院代表。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和汉娜·撒切卡(Hanna Suchocka)政府的劳工部长。1995年,被自由联盟提名为候选人参与1995年的总统选举。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联合主席。最后一届共产政府的部长,部长会议社会和政治委员会主席。自1990年1月,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自1993年,国民大会宪政委员会主席。
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go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联合主席。记者,天主教月刊《Wiez》的编辑。1980-81,团结工会顶层顾问之一。在戒严法下被拘禁。自1989年8月到1990年12月,波兰首位后共产政府的总理。在1990竞选总统失败后,成为一个新成立的政党民主联盟主席至1995年4月,此后是自由联盟(融合了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主席。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政治改革谈判桌和媒体副谈判桌的谈判者。历史学家,作家。1960年代,共产波兰的首批异议着之一。1976年工人保卫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之一。1980-81年团结工会的顶层顾问。在戒严法下被逮捕。1989年被选为下院代表。自1989年4月后,选举新闻报的总编。
阿尔弗雷德·米奥多维奇(Alfred Miodowicz):劳工联盟(OPZZ)的主席。下院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党的改革派;没有参与圆桌谈判。1980-81年,副总理,负责与团结工会联系。自1988年9月至1989年8月,波兰最后一届共产政府的总理,政治局委员。1989年8月-1990年2月,最后一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总书记。
亚努兹·拉科夫斯基(Janusz Reykowski):政治改革谈判桌的联合主席。心理学教授。自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
伊雷纽什·赛酷拉(Ireneusz Sekula):经济和社会政策谈判桌的谈判者。政治学博士。拉科夫斯基政府的副总理。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作为海关办公室主任重返公共服务。
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圆桌谈判的联合主席。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电工。自1980,团结工会主席。在戒严法下被拘禁。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1990年12月,被选为波兰总统。
亨瑞克·武耶茨(Henryk Wujec):工会多元主义谈判桌的谈判者。负责挑选团结工会的专家加入谈判团队。物理学家。1970年代,工人保卫委员会成员。马佐夫舍地区(Mazowsze)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戒严法下多次被拘禁和逮捕。自1988年11月-1990年4月,公民委员会的秘书长。自1989年,下院代表。

注释

 
我想表达对迈克尔∙瓦孔(Michael Vachon)的感激,他是1990-91年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的研究生。他帮助编辑了这篇论文的英文版本。

 


[1] 葛莱米克,引自Smolenski,Szemrmierze Okraglelo Stolu,33。

[2] 1990年8月,卡钦斯基说,葛莱米克和米奇尼克(那时他的主要反对者)拒绝了圆桌谈判的概念,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知识界的团队不可能赢得选举;据卡钦斯基说,他们更倾向于更慢一点的转型——首先和共产党分享权力,然后在为他们确保这个分权。

[3] 这些谈判由Gebert报道(Mebel)。除非有特别指出,这节的所有引言都翻译自他的书。

[4] 在对他的访谈中,葛莱米克强调,从一开始,反对派就试图把圆桌变成方桌,明确的说,只有界限分明的两方参与谈判,即政府一方和社会一方(由团结工会代表)。因这相同的理由,葛莱米克和其他谈判者持续反对政府的在圆桌谈判之后建立一个监督协议实施的国民和解委员会的方案。相反,他们偏向于建立一个由界限分明、相互对立的两方组成的委员会。

[5] 关于刑法典的两个条款争议尤其激烈,那两个条款允许把“意图引起公众骚乱”(第282A条)和“公开污辱、嘲弄或诋毁波兰国家、体制或它的中央办公室”(第270条)的人最高判刑三年。因而,一个异议者可能基于法庭对他的意图的解释而被判刑,即使他没有实际上引起公众骚乱。对国家官员的正常批评也可能被惩罚。团结工会要求这些条款被废止。政府坚持不废止。事实上,这些条款的起草者也在政府谈判团队之中,这对条款的废止并没有什么帮助。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妥协。

[6] 在1990年8月,卡钦斯基暗示,葛莱米克因为担心若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公民委员会的知识分子将丢掉选举而有意在苏联的干涉问题上撒谎。然而,在对卡钦斯基的整个访谈中,我不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把这些圆桌谈判中的事件视为他和葛莱米克团队的公开分歧。

[7] 葛莱米克,引自Gebert,Mebel,91.

[8] 斯普雷尼亚克,引自ibid,95.

[9] 一个政府的谈判者卡罗尔·新恩泽尔洛兹(Karol Szyndzielorz),曾说:“此时国会就权利争议起来,它感觉自己的权利和职能被剥夺了。因此,我们改革波兰人民共和国重要法律的意图被抵制了,因为这些代表被冒犯的情绪。”(ibid,97).

[10] 1990年9月, 布拉特可夫斯基在一次私下访谈中给了我这些细节。

[11] 斯特尔马车夫斯基,引自Smolenski,Szemrmierze Okraglelo Stolu,43。

[12] 在1989,这些谈判的外部观察者几乎没有察觉到到朝向妥协的趋势。大部分媒体和记者招待会上的公开声明强调了冲突和分歧。这些扭曲是有意为之的。首先,激进的声明不得不确保双方的合法性。其次,据布扎克说,“关注这些谈判和公开声明的媒体本身是讨价还价的重要因素。”

[13] 拉科夫斯基,“大规模政治冲突的解决”(Resolving of the Large-Scale Political Conflict)。

[14] 诺维茨基(Nowicki),引自 Gebert,Mebel,55。

[15] 这个故事是基于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布扎克分别给我的信息而重建的。

[16] 拉科夫斯基,《大规模政治冲突的解决》(Resolving of the Large-Scale Political Conflict,19-20.)。

[17] Smolenski,Szemrmierze Okraglelo Stolu,15-16。

[18] 这个观点看,在下议院压倒参议院否决权的多数票是65%(党如此建议),还是三分之二,即67%(这将给团结工会否决权),是很重要的。然而,就拉科夫斯基而言,这个争论是“对一个无意义细节”的争论。

[19] 这篇文章所有访谈的团结工会的谈判者都同意,反对派在圆桌谈判上收获了比预期更多的东西。对反对派来说,最没有预期到的结果是参议院的自由选举以及允许出版一份独立的日报。

[20] 布拉特可夫斯基,引自Smolenski,Szemrmierze Okraglelo Stolu,154。对所有谈判者来说,保障措施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议题。团结工会住房组的一个联合主席,顶级经济谈判者之一的亚历山大·帕钦斯基说:“在经济谈判桌,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这些协议如何得到制度性的保证。政府强烈反对这个,因为这些协议对他们来说是最危险的。我想,如果没有保障措施,他们将准备签署任何协议,至少在经济议题上,以往一直是这样的。”(136)

[21] 所知唯一的例外是亚当·米奇尼克。然而,除了最亲密的朋友外,他也不敢对任何人说他确信共产政权将很快在波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