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从期待改革到呼唤革命(一)

2017-05-03 21:39:35

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变迁




     中国最近有一个新的倾向,就是革命思想的复兴。将来的历史很可能会证明,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向。 这里所说的“革命”,并不是我们因深受其害而熟知的共产革命,而是摆脱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奴役、压迫的民主革命。
    自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在超过20年的时间内,占主流的思想是希望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民主宪政。“告别革命”是许多人的共同看法,他们认为渐进改革才是通向自由的最现实和代价最小的路径。但是,2011年似乎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从那时起,思想氛围开始变化,革命的呼声开始上扬,以至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滕彪博士提议汇编相关讨论,邀请我参与,目的就是为了反映这一新的、重要的转向,以方便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阅读,同时也作为这个非常年代的一个记载。


    在此,我将跨越30多年的历史为读者梳理这一转向的由来和意蕴。这一转向是对90年代以来的思想的一个反动,90年代的思想则是对80年代思想的一个反动,所以,我将追溯到80年代甚至更远一点。 我将首先追溯当代中国独立思想、特别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发祥,以及80年代人们对于如何实现民主的看法,然后进入90年代,评述渐进改革主义,最后讨论革命思想在今天的复兴。
    一
    当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出现,是从1970年代末极权主义衰落、向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过渡开始的。极权主义是二十世纪出现的一种新专制,它是一种全面、彻底的专制,专断权力从政治领域而深入到整个社会,不仅宰制外在行为也宰制内心思想。在思想上,它信奉、也只允许信奉一个主义,那是一种类似于宗教地位的、排他性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一元论的(monistic)的意识形态,试图用一个理论原则来解释一切,包括终极意义、历史目的、社会现实。在政治上,它由信奉这一意识形态的政党实施一党专政,而该党通常又由一个最高领袖实施独裁领导。-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是所有极权政体的共同特征。极权主义的第三个必备特征,就是所有国民、整个社会的政治化。国民被洗脑、动员、鼓励、强迫参加政治活动,包括被用作高层内斗的工具, 人们连保持沉默、退缩到个人狭小圈子的自由都被剥夺了。[1]
    具体到当代中国的极权主义,所谓“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 “一个最高领袖” 是什么,是大家都再熟知不过的,我就不必说明了。至于全社会的政治化,所有曾经历或目睹过70年代末以前的种种批斗会、群众运动的人,都记忆犹新。此外,当代中国的极权统治,也像苏联等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实行了国有化、计划经济。它不仅是没有效率的、对于作为常态的饥饿匮乏负责,也经由控制人的生计而控制了人的意志。
    建立于1949年的当代中国极权主义,在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革”达到顶峰,数十年中所造成的灾难和进行的迫害罄竹难书。迫害和灾祸孕育了极权统治的衰落,而作为极权统治巅峰的“文革”,是导致其衰落的尤其关键的事件,。
    “文革”之所以对于导致极权主义的衰落是尤其关键的,因为它预备、造就了去毛化的力量。 “文革”缘起于高层分歧和内斗。毛泽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清洗整肃其明显和想象的对手,打倒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亦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包括后来主宰了中国政坛将近20年的邓小平等共产革命元勋。“祸起萧墙、殃及池鱼”,在这场整个国家被卷入的内斗中,遭受迫害的普通人远远多于党政官员。不过,正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那些革命元勋成为毛泽东死后去毛化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去毛化从华国锋上台后就开始了,但复出的元老、高级领导人们要求走得更远。平反毛时代的“冤假错案”,针对“两个凡是”[2]的、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些举措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毛泽东统治的荒谬,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震撼。
    然而,邓小平等复出的元老们所要求、推动的去毛化运动是有限度的。为了巩固自己重新获得的权位,以及将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排挤出局、控制最高权力,他们需要-一场去毛化运动。当他们达到目的、确立了自己的新正统地位后,便停滞不前了,守护他们在其中享有特殊权力和利益的后毛时代共产党政权成为最高考虑。作为老练的政客,他们深知自己的最大利益在于有限而不是彻底否定毛泽东,担心彻底否定会对共产政权-构成后果难测的伤害。
    不过,正是在有限的去毛化的情境之下,以近30年共产统治的残暴与造成的苦难为大背景,当代中国独立思想发祥了。很长时间中,人们几乎普遍被共产党的欺骗宣传所左右。到林彪事件发生时,在极其有限的资讯下,一部分人开始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产生质疑,不过既没有机会表达,也不能确信质疑是否正确。当官方开始推动去毛化、纠正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后,人们从中获得了进一步觉醒所需要的资讯,表达的机会或者说“缝隙”也来了。邓小平等元老们害怕彻底否定毛泽东而危及共产党一党专制,但是,知识分子和许多普通人——在见证、亲历了个人独裁和共产党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后——认识到毛泽东其实不是症结所在,产生了毛泽东的专制制度恰恰是症结所在,1949年以后共产党所竭力剿杀的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重回人们的心中。
    极权主义从此无可挽回地衰落了。邓小平等强硬派一直试图将人们的思想统摄于所谓 “四项基本原则”之下,曾数次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但应者寥寥,“文革”及“反右”运动中那种大批判、大揭露的风光不再。共产党已经无法彻底控制人的思想,一种区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亚文化(subculture)逐步冲破障碍向前发展。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公有制的衰落(所谓“改革”其实是部分回归1949年前),专断权力失去了更多所能控制的领域。中国进入了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时代,或者说后极权主义时代。
     在有限的空间里,以不同形式反思、批判共产专制,重新出发探讨和表达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与要求,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独立思想的基调。要求民主的第一次明确而有影响的呼喊,来自于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虽然魏京生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受过较好的理论训练却表现出令人钦佩的敏锐洞察力。文学作品是读者最广泛的,一批记者、报告文学家、小说家揭露描述了共产统治下官员的专横、人性的扭曲、人的命运的怪诞悲惨,著名的作品例如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白桦的《苦恋》等。哲学家王若水、文学家周扬等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发现、突显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政治学家严家祺不仅提出了领导职务限任制的共和制原则,还以文学的笔调介绍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要求从非程序政治过渡到程序政治。法学界发生了一场“人治与法治”的争论,此后,“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是“专政工具”的观点也受到挑战。龚祥瑞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虽然晦涩,却是一些青年学生了解西方法治和限权政府思想的启蒙读物。哲学家李泽厚通过研究思想史,得出了一个有名的判断,亦即中国近代以来一个教训就是“救亡压倒启蒙”,国家的危难、人 民的饥饿痛苦,压倒对自由平等民主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胡平发表了他广为人知的《论言论自由》,它迄今依然是汉语界关于言论自由的最佳作品。包遵信、金观涛等组织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介绍西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新成就。西方学术著作开始被大量翻译出版,例如商务印书馆在累积的基础上集中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备受欢迎、影响了很多青年学子。
    在80年代后期,“文化反思热”发生了, 70余年前的“五四”精神重现。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对延续不断的专制主义负责、要得到民主就必须弃绝传统文化。在这个反思热中,刘晓波鼓吹摆脱正统道德束缚、解放人性;梁治平批判了中国传统中的法观念,有力地传播了法应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思想; 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等人制作的系列电视短片《河殇》将反思热推上高潮,它认为中国文明是黄色即农耕文明、不同于孕育了民主的西方蓝色也就是海洋文明。正当“文化反思热”高潮之际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了,它的结局将对中国知识界产生巨大震撼,特别是关于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的看法。
    80年代理论界没有发生过民主转型路径问题的争论。有争论的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时间、顺序问题,当然,这一争论并非与路径问题没有关系。当时,西方50年代至7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开始传入,谈论现代化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时尚。在现代化研究热中,产生了一种“民主缓行”的论调,它就是萧功秦、吴稼祥、张炳九等人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者们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研究为理论基础,推崇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模式,主张由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专制权威推动经济改革、实现经济腾飞,然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化。这种观点受到广泛的质疑。多数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困难和障碍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应对,只有在民主的前提之下经济改革才有可能合理和成功。
    在80年代后期一段时间曾流行“球籍论”,认为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扩大,如果不尽快进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而奋起直追,再过几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由于落后而面临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危机——被开除“球籍”。文化反思热借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孔子来批判当下的专制,情绪的激昂充分体现了对专制的厌恶、对自由民主的急切渴望。
    这里还想提到历史学家钱乘旦、陈意新所著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它是“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小册子,据我所知,也是80年代惟一一本研究现代化路径的专著。钱乘旦、陈意新归纳了三种政治现代化模式,即英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法国的“人民革命之路”、德国的“民族失败之路”,并将印度、菲律宾、沙特、埃及、墨西哥等第三世界国家非别归列于“渐进改革之路”或“人民革命之路”两种模式之下,但没有进而讨论中国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是通过“渐进改革”还是“人民革命”。
    “改革还是革命”并不是80年代的争论。没有人出来说需要一场民主革命,也没有人争辩说应该告别革命、通过改革实现民主。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于革命并没有90年代后那样多顾虑和负面看法,相反,人们对于历史上推翻专制暴政的革命普遍持正面看法。当时并没有像90年代那样反思所有的革命,无论社会革命还是政治革命,尽管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必定会导致一些人对共产革命的价值发生怀疑--。。另一方面,共产党已经开始了改革,气氛比以前大为宽松,而且经济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知识界总体的共识是促成进一步改革。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最奇妙的一件事或许是,在官方主导的舆论氛围中,“革命”没有受到质疑、批判,而革命的话语却在让位于改革的话语。
    靠革命起家的共产党在攫取政权后依然定位为革命党,认为自己在从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在它的话语体系中,革命受到褒扬,改良遭到贬斥。凡是“革命的”都是好的、进步的,“改良”则是“保守的”、“反动的”[3]。但到了70年代末,共产党这个一贯高扬革命、贬斥改良的政党,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和改革。所以,进入80年代后,在官方一边,盛啸数十年的革命话语终于衰落,而让位于改革话语。根据已故异议人士、独立学者陈子明的统计,1977年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25次,“改革”出现零次;1982年十二大政治报告71次提到“革命”,而仅有18次提到“改革”;1987年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革命”出现23次,“改革”出现175次[4]。
    官方话语中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个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这应该是邓小平最开明的讲话了,但其真实意图所指是华国锋,为华的下台做理论、舆论造势,而非真要进行政治上的制度性变革。即便是这样一篇讲话,由于发表后不久赶上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要也被中宣部要求不要再做宣传。改革话语是围绕经济体制而兴起的。在80年代初,关于如何对待毛时代形成的经济体制,共产党高层分歧很大,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改革派对于保守派的重大胜利。从此,改革成为全国上下的热点话题这个决定没有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不过,到了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则专门辟出一部分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那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最开明的政治报告,但它的着眼点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是,对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经济改革需要的部分进行改革--,例如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人事制度、社会矛盾的协调处理等。这与民主转型所要求的政治改革是两回事。
    尽管如此80年代的知识界总体上比较乐观,对政治改革有一种期盼。自去毛化运动以后,官方调整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比过去明显宽松一些。-邓小平曾数次发动的“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似乎并没有妨碍人们对于改革的期盼,一如没有阻挡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蔓延。一个带来了人类罕见灾难和迫害的专制政权,当它开始改革以后,哪怕是有限的、跛足的改革,也同样能激起人们的乐观和期待。经济改革已经开始了,人们便联想到进而并非没有可能发生政治改革,虽然或许没有人能说清楚、敢说清楚到底能走多远。围绕经济体制,高层形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人们认为改革派是开明的,由此想象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也不是没有可能向前跨出一步。 当时的领导人许多都曾在“文革”遭受迫害或冲击,根据陈子明的回忆,“在1980年代,人们普遍相信,觉醒后的受害者起来拆毁曾经加害于他本人的旧模式、旧体制,是有可能的”[5]。说这是人们普遍的看法也许有些夸大,但夸大得并不多。改变旧体制有多少和程度之分,我那时候是一个学生-,根据我的了解,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会在短期之内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不少人只是希望尽快有部分政治上的开放。
    一些的具体改革呼吁所要求的都是部分政治开放。曹思源在80年代以呼吁修宪而知名,他在1981年、1988年两次提出的修宪主张中,巧妙地提到了应该承认三权分立的合理性,但并没有清楚地将其作为尽快兑现的诉求。他走得最远的是要求删除宪法序言中的人名,其实也就是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希望宪法条文写得更细一些,从而划定政府对言论的干涉、惩戒边界,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共产党的政策主张需要拿到那里去讨论通过才能推行实施。另一个非常活跃的呼吁政治改革的人温元凯走得更远一些,提出了“直接选举人民议员”、执政党和其他党派“不能随意由国库支取活动经费”(“党理党费”)、“执政党要容忍其他政党(包括遵守宪法的反对党)”(“党容党派”)、“建立宪法委员会实行违宪审查”等主张。这些主张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大胆的,已经超出了-有限的部分政治开放的范围。90年代以后的渐进改革主义者们鲜有提出如此系统的、直指原则性变革的要求。
    有一个观点如果不提到,关于-80年代政治思想的记录,是严重残缺的。它只是一个常识性的看法,却非常重要,也不幸被经常遗忘。那就是,民主需要用实际行动去争取。“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当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1986年12月4日学生集会上这样说的时候,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80年代中后期频发的学潮,与知识界渴求变化的急切思想氛围有关,更是“民主需要争取”的思想的结果。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是自发性的,也就是并没有事先的战略计划。那一年4月中旬,没有人预料到会从悼念前中共温和的领导人胡耀邦开始而演变出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撕开裂口、促成政治变革,而不是进行一场立即结束中共统治的革命。实现与政府对话、得到政府的合理回应,是激励运动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5月14日与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对话中,学生的诉求除了要求改变官方视学潮为动乱的定性外,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运动导致了共产党高层的分裂,在温和派的努力授意下短暂地开放了部分媒体报道。假如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真的如其参与者所愿,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看,由此在中国发生的转型则既不是完全的革命,也不是纯粹的改良,而是革命与改良的混合(可以简称“革改”)。
    不幸的是,激昂的80年代是在北京城的血光中结束的。在等待它的90年代,知识界分化了,在政治上退却、转向保守。在一段跌入深渊般的沉寂之后,知识界会重新出发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并超越80年代,然而,它的总体精神气质是保守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