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转变的可能前景”闭门研讨会纪要

2018-06-18 23:50:50




首发:《中国战略分析》第七期,2018年5月

编者按:2018年3月,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举行了一次小型的闭门研讨会,会议从上午10点持续到晚上。与会专家学者和活动人士就中国当下的民情、政情和政治转变的条件、可能路径、前景、预备等问题进行了轻松、广泛、深入的意见交流。这里发表的是部分发言与评论摘要。



王天成: 先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议啊,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政治变化的可能前景。在酝酿会议的过程中间,其实我倒是非常想专门就晓农和清涟新书《中国溃而不崩》做一次研讨会。但是晓农和清涟谦虚,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议题给扩大。这样我们就讨论中国政治转变的可能前景。为什么是“政治转变”而不是“政治转型”?因为说到转型,好像大家就想到民主转型,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晓农和清涟那本书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觉得中国政治转变的前景未必是民主。
我这里先讲几句,主要是给想给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做个广告。研究所的工作呢,概括起来,有研究、出版、教育和促进对话四个主要方面。从去年成立到现在,我们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圆桌谈判与民主转型》。研究所还设了一个民主学院,到现在有四门课在网上可以选。另外我们有一个“普林斯顿中国沙龙”,是滕彪主持,今天的研讨会也是沙龙活动。今年研究计划的重点,是转型时期的民族关系、统独问题,这可能是转型开始后最具爆炸性破坏性的问题。下面把请滕彪博士主持整个会议。

滕彪:我们的讨论形式介于正式与不正式之间,既不是闲聊天瞎插话,但又不是特别特别正式的那种,大家彼此都非常熟悉,当然福德汉大学的明克胜(Carl Minzer)和在座几位是第一次见面。第一节呢是我来做主持。然后有几节,我邀请李伟东、张博树和程晓农先生等分别做主持。

一、政治转型的入径、方向和使命

主旨发言:程晓农(《当代中国研究》前主编)
          何清涟(独立经济学者、《现代的陷阱》作者)

程晓农:
我今天谈的题目叫做“转型入径和民主化方向”。首先,我想从这次“郭氏推特革命”所出现的奇特的社会现象谈起。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我把它叫做期待变动或者期待变局,特点就是希望极权体系掌权者的倒台。不管掌权者是什么人,是打老虎的或自己是老虎,也不管掌权者倒霉以后中国的前景可能如何,总觉得有变就好。很多人没有兴趣分辨是非、真假,只想宣泄情绪。知识精英对民间舆论的影响力明显衰落,理性思维开始退场,谣言当道。社会上多数人对民主化的认知不但没有提升,反而退化了。如果中国社会沿着这个状态、这种惯性走下去,未来中国的政治演变可能是什么样?
    接下来我想谈几点,可能有一些说法和已有的各种看法不一样。第一,迄今为止原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他们的民主化成功了吗?中国人谈民主化多半是谈结局,很少去关注这个过程的变异。苏联、东欧这些国家里,只有中欧四个国家,就是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民主化的目标,其他的国家基本上偏了。
第二,民主化的起点在哪里?旧的专制终止的时候,并不是民主制度顺利建立的一个自然的演变。民主化的起点其实取决于专制结束之后,初始阶段选民的投票意向。如果选民的多数支持反民主的政党或者领袖,那民主选举完全可能产生非民主的、反民主的制度,甚至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专制制度。谈中国要民主化,中国的选民他们现在是什么状况,他们可能的选择是什么?
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关于民主化怎么进入。我研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转型,其实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统治者镇压未遂,然后放弃镇压,进入民主化;第二种是统治者选择协商让位,开始圆桌谈判。中国是权贵已经发了财,他们很可能拒绝民主化,原因是民主化会要他的脑袋。那么,这种情况下,想指望统治者镇压未遂而让步,或者指望统治者自动地选择圆桌谈判,两条路可能就走不通。
第四点,暴力革命能产生民主制度吗?刚才谈到,这个圆桌谈判共产党不选择,或者共产党镇压了也不让步,那么就没有办法和平进入民主转型。很多人觉得,中国指望不上天鹅绒革命,希望中国发生暴力革命。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暴力革命从来没有产生过民主制度。所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走的都是天鹅绒革命道路,没有一个国家是从暴力革命进入民主转型的。
第五点,公民的价值观特点决定民主化过程是否会变异。从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的投票意向。如果老权贵复归,那么民主化肯定走上歧途。如果是中产阶层入局为主,转型制度会比较成功,中欧四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第三个可能性是,如果老权贵出局,但是底层代表入局为主,政治经济的稳定性会令人堪忧,因为制度的建设就不得不让位于他们的直接对经济的诉求。
我们离开对现在的中国民众价值观倾向的研究,就没有办法判断中国的将来转型或者政治演变前景。大略来讲,中国的民众和前苏联多数加盟共和国民众的价值观相似,就是在期待政治变局的时候,对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是没有抵御力的,喜欢大锅饭、福利政策。还有一个与东欧和苏联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造反坐江山的这种红色解释在老百姓当中深入人心。所以,在中国,什么样的政治动员口号最具煽动性,恐怕不见得是平稳转型,不见得是天鹅绒革命,那个对中产阶层有号召力,但底层老百姓很多人想的是财富重分,杀尽贪官。另外,社会道德沦丧,民众对是非优劣的价值判断越来越模糊,连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现在也失去了独立的判断能力。多数民众痛恨专制,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思想专制去打击别人,用专制在反专制,郭文贵(爆料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在这样的社会价值观现状下,怎么样避免选举政治把中国导入歧途,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何清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和使命。第一个问题是,形势分析。人心思变,目标可疑。一个极好的观察窗口就是,最近正在发动一场党内的反习派,也就是维腐派和海外民运形成统一战线的“护国护宪运动”。这个护国护宪呢,提出来就觉得怪,宪法是谁的宪法,国是谁的国。这期间还有人要把(红二代)陈小鲁塑造成一个体制内的反体制英雄,夸大他与体制的矛盾,他的死亡是非正常死亡。海外民运已经不是民运,是呼应中国共产党体制内派系斗争的派系。从五年前薄熙来的事件开始就已经出现这个苗头,当时呢拥薄倒薄,就成为民运的一些人的dance。郭氏推特革命大家都知道啦。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转型的困境。我跟大家认识不同,我认为人的溃败才是中国转型的困境所在。我在(书中)谈了政治上的溃败,经济上的溃败,包括地方治理面临的溃败资金,但是最后他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就是人的溃败,因为制度毕竟是由人去执行的。例子很多,只举一个,就是谈从2017年郭氏推特革命以来,我们跟公民社会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捐献公民社会。第一条要大家约束自己的贪欲,不要幻想从这个转型中间获利,这条是对前精英的要求。还有一条,在批判旧体制的时候,旧官员的时候,要求大家针对价值观,就是共产党的价值观和政治行为,而不是去针对官员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不要造成公民互揭隐私,安全系统几乎掌握每个公民的隐私,如果要互揭隐私,肯定是异议反对者处于弱势。从郭氏推特革命,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共产党的批判已经基本上不是制度上的、政治行为的批判,而是编造一些私生活,私生子,等等,最后就变成了海外民运互揭丑闻,编造丑闻。,捐献公民社会,这个原则,我看我们中国的知识精英也不了解,民运领袖也不了解,民众更不了解。所以,你们宣一定要宣传这个概念,让大家约束自己的行为,否则将来真的泼粪渣,是要不得的。
第三个问题,谁将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东欧国家转型最成功,是哈维尔这些知识精英主导的。俄罗斯主要是老权贵,把大家带入新社会,最后就到了克格勃,普京回归啊,政治精英主导。在中国,现在精英主导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第一,政府这一块的政治精英。习近平上台以后,倒行逆施挤压社会空间,跟人权有关的NGO,基本上没有了。最近这个护国护宪的体制内精英,其实要的是自己的腐败的权利。那么,经济精英呢,现在应该说人数上全世界富豪第一多,但是他们基本上是附在这个权力身上,把民运视若畏途,王功权捐了200万,最后被整得那么惨。知识精英呢这个问题,可能在座有的人已经看过我的文章,就是讲精英话语系统的瓦解。我其实在很早以前跟我的一些朋友谈过知识精英必将边缘化,他们不信。
最后,大家面临的一些形势。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对民运的挑战。目前是,王天成特别提到了中共派系政治的可利用之处,在他那个《大转型》里面。王军涛今天的发言也是希望和现体制中间的反对派,就是比如郭文贵之类结合,然后寻找资源支撑今后的民主运动。我想今后民运要注意两条,第一就是如何引导民众而不是附从民众。第二呢就是如何利用体制内的派系斗争而不是成为派系斗争的打手。这是最近所谓的护国护宪,提出来的新问题。


评议、讨论  

王天成:我先说,因为我被点名啦(笑)。晓农和清涟这个讲话,听了以后是不太容易能够睡好觉的啊。是有一些非常沉重的事情,如果去推特看看,非常不安。语言粗鄙,暴力革命论,民运的问题,启蒙和被启蒙的问题,等等。士林阶层的沦落,儒雅的完全丧失,这是个大问题。但是会不会像晓农和清涟那么悲观,将来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还有待讨论,毕竟我们看到的是一小部分,翻墙出来上推特的人。刚才清涟提到(东欧反对运动)捐献公民社。胡平在推特也讲哈维尔他们当年倡导的一些公民社会规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课题来研究宣传的。能够走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面人很混杂,有的人完全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他本来就是五毛,你把道理讲给他听没有用的。
回到你刚才点我的名的问题。制外和体制内互动,如果把这个主张,贴在我头上,有些人会不服的,发明权在别人。其实,我正好有不同的、批评性的看法。这在国内是个很早的说法,所谓良性互动,等等,90年代就有啦。它的问题不在于是说反对派和体制内的民主改革派之间需要合作,如果有那样一个派别的话。它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注意时机。根本就没到那个时候。第二个问题,没有考虑怎么造成这个时机。其实先不要看他们,你先要发展自己,要有计划、有足够的力量。包括后面的圆桌谈判,如果发生的话,当然对中国未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事。这个谈判,不是说他愿意不愿意的,到了一定阶段,他觉得必须要坐到谈判桌上。只做点呼吁,表示一点善意,是永远发生不了的,除非你自己发展自己,把运动、革命发动起来。我在《大转型》里谈到了政治精英的分裂是民主转型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谈到了这种分裂往往是从外部撕裂的、需要抗争等大的外部事件,还谈到了中共党内政治改革的消亡,我放到下午再说吧。

张博树:体制内外互动,就转型理论而言并不复杂,它指的是体制内外的温和力量之间产生的互动。而这个互动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是民间要构成压力。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当中,包括中国80年代的转型,都有这样的先例。首先是民间构成压力,然后促成当政集团内部的分化。分化的结果,比较理想的就是主张改革的、相对开明的、相对温和的这部分力量能够逐渐地居于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内外之间的互动才有可能。最简单地说就是这样。至于说中国现在具备不具备这个条件,以下我们再做分析。我只是从概念上先澄清一下。2009年以前,当时的中国本来也有这种可能,大家也在按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李伟东:我要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补充一下,就是中共极权产生的分化已经有两次了。一次是毛走的极端,出现了结束文革的那次派斗,由毛的这个皇帝变成了邓小平的国王。毛是皇上加神,到了皇帝(的地步),无冕之王,然后加上神权,已经无可动摇了。不可动摇的情况下他用的这帮接班人和老贵族发生矛盾。邓小平反他之后呢,我把他叫做皇帝之后的贵族共和国国王。国王就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受八老制约,受改革派制约,等等。他左手右手,一会儿左一会右。第二次分化呢,就是江泽民接掌以后,变成了九龙治水,就是江的个人独裁到不了毛的程度,也到不了邓的程度,然后他平衡各种派系,包括胡锦涛也是被他压制,他也垂帘听政。最后变成九龙治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化。有意思的是这个分化大家都跑去捞钱去了,马上要把共产党拉垮。没有人去举专制的旗帜,也没有人呢举更加国际化开放的旗帜。反倒是习近平举了更加专制的旗帜,把江泽民的这一轮的分化又给瓦解了,瓦解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习达到一个新的分化后要做出什么?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情况差不多回到了斯大林体制。

张博树: 现在习代表着像毛那样个人专制的回归,从共产党自身的体制变化角度讲,也可以说从钟摆的这一侧,摇到那一侧,然后又回到这一侧。这个状态,走到顶点后还会发生摇摆,在下一轮的摇摆当中,也可能有某种机会。

程晓农:正好,博树提到钟摆,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我研究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个人集权和集体领导,(发现)中间明显存在钟摆关系。

二、改革的终结与公民抗争的当下困境

主旨发言: 胡  平(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名誉所长)
           明克胜(Carl Minzer,福德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明克胜: 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国内政治还有法律方面的一些变化。我最近出版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专制主义的复兴如何损害着它的崛起》这本书。我在书中最主要想说明的是,中国改革时代结束了。改革时代有三个重要的方面,经济方面快速增长,意识形态方面是相对对外开放的,这是跟毛泽东时代比啊,然后第三个是政治的游戏规则,变得半制度化。毛泽东时代,政治的规矩是非常不稳定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至少政治的游戏规则稍微有制度,半制度化。这些(现在)都在结束。经济方面,增长开始慢下来,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开始变得比较闭塞。中国梦,这个东西有一种否认外面的一些东西的意味。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要向外面学习,有一定的空间学外面的东西。现在在中国梦这个概念之下,似乎中国开始重新变得看你(西方)不惯。然后,当然就是那个政治游戏,80年代后那些党内的游戏规则都一点一点在抹掉。社会方面还有政治方面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非常不安。我的看法可能跟你们的有一点像吧,就是不满在增加,制度走向比较不稳定的局面。(这种局面)不等于对民主化有利。更多的问题可能还是会出来。
我有一章(第五章)谈了台湾、韩国的经验。最关键的就是看台湾还有南韩七十年代还有八十年代那个过程。很多人只是想到八十年代末他们发生的那个大的变化,戒严结束了,然后开始就有投票,忘记了那个起源是哪里。最早的关键的是70年代初,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制度让社会的不满,还有异议人士的看法,(得到表达),当局有机会听到基层的声音。关键的是制度慢慢开始开放,就导致有一些互动。国民党里头的温和派和异议人士,走向两者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反对派在体制外要学会如何在体制内进行沟通。比如说许志永这样的人,03年做海淀区(人大代表),你可以想到中国另外的假设的一个历史,你可以想到这样子的人如果有个机会,慢慢上去,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他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没有发生过。

胡平:现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机会确实很低。上层和民间都是如此。在民间方面,自89年六四以来,广大民众失去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近30年来中国再没有发生过成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在未来一段时期也不大可能发生。原因就在于大家失去了非暴力抗争信心,他们觉得搞民运必定会被镇压,必定会失败,那他为什么还要参加呢?极少数勇敢者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多数人总是要看到希望,觉得没什么风险,有希望成功,然后才去参加的。之所以能发生维权的群体事件,就因为维权的诉求很具体,没什么政治性,参加维权没什么政治风险,多少有成功的可能。八九民运,参加的人那么多,持续的时间那么长,居然没发生打砸抢,这也是因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有信心。换成现在,群体事件人一旦聚集的多了,常常就发生打砸抢,因为人们缺少信心,于是就趁机发泄情绪一通。
刘晓波死于狱中,又有人宣称,非暴力此路不通,必须要暴力抗争了。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当初六四屠杀就有人提出这种观点了。这些人总以为,一旦人们认识到非暴力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采取暴力抗争。这种观点完全脱离实际。因为在今天的条件下,民众没有暴力抗争的手段,因为我们没有枪,因此非暴力抗争是我们唯一的选项,另一个选项是屈服是退出。在今天的背景下谈论暴力抗争完全是空谈,所谓暴力非暴力之争完全是个假问题。宣称非暴力此路不通,只有搞暴力抗争,这种说法看上去很激进,但是它引出的客观后果只能是让更多的人对非暴力失去信心,可是他们又不可能从事真正的暴力抗争,因此其结果只能是让更多的人退出实际的抗争。民运这种事也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信的人多,做的人多,事情就成了。信的人少,做的人少,自然就成不了。
其实,在共产国家中,中国是很了不起。80年代,中国的民运一波接一波,八九民运的巨大规模,其他共产国家,除了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很少比得上中国。苏联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在八九民运时,党政机关也有很多人走上街头或者是发表公开信之类。这些都是其他共产国家比不上的。所以绝不能说中国人对自由民主没有追求,绝不能说中国人比别的共产国家的人更差劲只配专制。只是出于策略的失误,八九民运才失败了,然而这个失败很致命,以后的整个事情就变得很不一样了。一直到现在,中国成了最难改变的专制国家。
在今天,来自上层的政治改革也很难发生。过去,共产国家的领导愿意搞政治改革,部分地和他们搞的经济改革有关联。因为共产党搞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改掉共产革命那一套,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对共产革命,对共产党专政都构成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人们自己都失去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当然也就失去了坚持共产党专政的信念。中共的领导人也出现过这样的变化,很多人也从经济自由化走向政治自由化,但是六四终止了这种变化。六四后,共产党可以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但是在政治上拒绝资本主义,政治上依然坚持共产党专政。这就使得通过经济改革促进政治改革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改革的发展和成功反而变成维护共产党专政的理由,反而阻碍了政治改革的发生。
我现在对中国很不乐观,简单地说就是,来自民间的暴力反抗,因为缺少相应的工具,几乎是不可能,而非暴力反抗呢人们失去信心,很难形成规模,也不可能形成很大的压力。上层也很难出现愿意主动地进行民主改革的人物。反过来讲,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对前阶段郭文贵的爆料以及现在这个恢复终身制的问题那么关心,无非就是希望上层出现分裂,无非就是希望党内的权力斗争导致破局。而当人们在党内的、上层的权力斗争寄托很大的希望的时候,那本身就表明他们有很强的无力感无奈感。不过像程晓农与何清涟说的中共专制统治还可以稳定二三十年,我觉得那还不至于。因为我觉得,不是说中共不可能维持二三十年,我是说如果中共这种统治再维持二三十年,那就不是中国的问题了,那整个世界就陷入大灾难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中国的问题绝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


评议、讨论

张博树:我要给明克胜补充一点,2003年之所以能出现许志永那样的人公开竞选基层人大代表且能成功,是由于共产党经历文革以后处在一个相对衰落的阶段,或者说党内一批改革派正在崛起。(明克胜:我同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改革时代有一定的希望。)

程晓农:让我澄清一下,就是胡平最后的几句话。我和清涟的书《中国:溃而不崩》谈到,共产党也许在20年-30年之内不会一下崩溃,不是说,它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渐强大,而是相反,它会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弱。中国崛起已经是过去式,也就不存在中共统治世界,而且我认为,20-30年以后差不多也结束了。感觉上讲,二三十年以后,或者不到30年,我们还得面对转型这个现实,那是逃不掉的。只是说,我们准备和不准备,那结果是不一样的。

王天成:我先评议一下明克胜,胡平的观点我们高度相同,下午再讨论。明克胜刚才提到了改革停止的问题。改革时代已经结束了,其实它不是现在才结束。我的《大转型》2012年在香港出版,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64以后,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改革派消亡。第二个结论,2001年,大概是这么一个划界,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准,共产党内的经济改革派也不再存在。89以后,共产党高层已经没有政治改革派,尽管可能有个别思想相对开明的人,但已经不成为一个派别。这也是我对知识界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提出批评的一个理据。
明克胜提到的Gradual opening,逐步的开放,提到台湾和韩国。在转型研究中,两种路径一直是有争议的。林茨(Linz)和斯泰潘(Stepan)在他们很有名的《民主转型与巩固》一书中,有个地方就讲的这一争议,是逐步开放,还是突然的断裂性的改变。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国外也有不少专家认为,逐步开放对中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大概是受中国学者的影响。根据我的研究,渐进改革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第二,渐进的改革,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未必就是代价最小的,如不及时、较快的进行全国大选这种关键性变革,往往导致大乱。例子不少。我们最熟悉的,清末刚开始也是逐步地开放,后面是大乱,苏联也是逐步的开放。我有一个统计,靠(渐进)改革成功转型的比例其实相当低。自由之家也有一个统计,绝大部分成功转型是靠非暴力抗争。我们这么多年把台湾当成一个模式,其实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幻觉,中国不太可能走那个路。过去几十年中的绝大部分转型都是非常快的,台湾不具备代表性。你提到南韩也有逐步开放。我不太清楚1988年的大规模抗争爆发之前,南韩有什么Gradual opening,可否解释一下。我知道南韩曾经是有民主的,1988年是重新民主化。

明克胜:我觉得南韩和台湾稍微不一样,台湾的过程一直是慢慢的。南韩稍微不一样了,70年代80年代初有一些所谓的在野党,当然作用不是特别大,但是至少还是扮演一定的角色。社会的目标,一些不满情绪,还是会到(执政当局)那里去。

裴毅然:暴力革命也有可能实现民主转型,这个论证起来很麻烦,但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比现在什么不动要强。我们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可承认不同道路,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民主运动转型,最后只能实践解决,无法预测各种变数。我是研究历史的,只能对已发生的作出判断,对不确定的东西,无法估测,不知道到底会怎样。


张博树:说改革的结束,或一个时代的结束,那要看从什么意义上讲。如果从习近平的新极权改变了邓后的那一套威权主义,包括其中有限的政治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结束,那我是赞成的。但如果说中国现在体制内已经没有改革力量,就像刚才天成所讲的,1989年以后如何如何,2012年以后如何如何,那个观点我不赞成。事实上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仍然相信体制内有改革力量,只是迫于形势处于潜伏状态。第二点,天成对渐进主张的批评,我是不同意的,我们俩是老对手了,大家可以看我们各自写的书。但是,就当下而言,面临习近平新极权的新形势,谈渐进还是革命,似乎都不具备现实基础。今后形势如何演变,要看以后的实践。

何清涟:我对胡平刚才的发言做个评议。胡平说80年代大家都认识到民主政治、自由经济是连在一块,那么现在确实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当时认为只要一民主化,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现在两个前提恰好都不存在。共产党成功地建立共产党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用资本主义拯救了共产党,让大家看到,专制制度下也可以发展经济,而且还可以把中国变成GDP总量第二的大国,所以并不觉得政治民主化一定是保证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提,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三、发展现状、转型条件与选项

主旨发言:张博树(《中国战略分析》共同主编)
          王天成(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中国战略分析》共同主编)

张博树:听刚才各位的意思,共产党是溃而不崩,未来十年二十年之内,衰落在所难免。我的看法不太一样。我的判断是红色帝国还在上升期,还没有到发生变化的拐点。下面分别用几个概念来说明为什么是上升期。第一,新极权。就中国国内政治而言,现在是习近平新极权的时代。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新极权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老极权。毛泽东时代是动员型极权主义与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的结合。习现在不再搞、也不可能再搞这些东西。习现在搞的是中国梦,就是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套东西作为新的合法性来源。所谓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套东西是见效的,在中国老百姓里面是有影响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第二个概念,新冷战。新冷战指红色帝国在外交层面造成的一种格局。中共基于它的政权性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美国、欧洲这样的民主共同体之间仍然具有本质性差别,所以它们的关系中仍然有冷战性质。但这个冷战和传统冷战,也就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1991年苏联解体为止的那个传统冷战,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当年的冷战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很少经济往来,而今天中美经济彼此高度依赖、高度渗透,这甚至成了红色帝国对付美国的一个利器。第三个概念,叫做新丛林。由于新冷战的存在,由于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的这种竞合状态,由于俄国在普京时代的重新崛起,现今以中美俄三大国关系作为基本架构形成的新的世界格局,恰恰是一个新的丛林时代,它将深刻改变二战以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这三个概念大体上可以概括我们现在面对的形势。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我不觉得中国民主转型可以在近期很快到来,因为有利于中共当局的内外因素很多,这方面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么讲不意味着我们这帮人无事可做了,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事要做。国内的事情我们不说,因为我们都在海外。作为政治反对派中的学者,在座的要弥补自由主义迄今为止存在的重大理论短板,比如自由主义的国家哲学。在国家问题上,自由主义应该占领道德高地,而不能总是让党国用“中国梦”那套文宣忽悠老百姓。我们应该拿出一套比较有力的、比较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框架,来重新解释当今这个时代,进而解构党国的话语体系。其次,我想特别强调政治文化的重塑,或者说对中国民众的启蒙问题。这样说好像显得很自大,但是这个话我还是要说。郭文贵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今天的政治文化有很多问题,不少网民思维方式粗暴简单,带有严重的民粹情绪。在这样一种民众政治文化基础上,即便哪天中国真的有了民主转型的机会,推动这样一个进程也会遇到很多困难,这一点现在就应该充分估计到。第三,重构历史解释,这条也很重要。党国对几代人的洗脑,相当严重,我们必须考虑转型后的民主中国给未来一代的中国公民提供什么样的知识建构和精神食粮。最后,未来政制的研讨。这是国内目前很难开展的,我们有这个条件。

王天成:我首先谈谈民主转型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发生、条件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在转型学者中有两种分析视角,一种偏重社会经济条件,也就说所谓“现代化理论”,另一种偏重政治过程。我对现代化理论有一些批评,但是,它的主要观点对于认识目前中国是有价值的。我不久前跟裴敏欣教授有个对话,他对此有精彩的解释。民主转型最有可能发生在经济发展到中等程度的这种国家。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国家就进入了一个区域,就是亨廷顿所谓的“转型区”。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按购买力来计算,是12470美元,比当时东欧的一些国家还要高。台湾1986年是14000多。也比突尼斯高,突尼斯2001年时是10176。中国其实她已经进入转型期。到现在为止,进入中等收入发展的国家如果说不实现向民主转型,再往上发展进入高等收入水平,没有一个国家成功。中国也和不少过去几十年中民主化的国家类似,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但不能一直高速增长下去,就开始放缓。放缓的时候,专制政府,以前经济发展的时候还好,这个时候就要开始付出代价。人们的期望值已经提高了,过去积累的矛盾如何处理,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社会就更可能出现动荡,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专制政权要维持下去更困难,政权变得越来越紧张。这有一个回应的问题,是放松还是加强控制堵塞革命,还有,民众能不能革命,这些问题都出来了。我们正在经历很多国家经历过的这个阶段。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我同意这样一个判断的,就是共产党这个政权进入了衰落期,进入它的末期。我不同意博树的看法,不认为它处在上升期,能够挺得时间长一些就不错了。
但是现代化理论没有解释民主转型发生的政治过程。它不能解释过去几十年中为什么有不少贫穷国家国家民主化。我更倾向于政治过程解释。大致划分的话就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抗争期,第二个阶段就是转型期,第三个阶段就是民主的巩固。我们现在就处在第一个阶段,抗争阶段。我想还是回到第一节的那个话题,就是精英或者说高层的分裂问题。精英的分裂呢今天上午我强调的就是从外部撕裂。政治精英的分裂有几种主要的发生情况。包括上午我们归纳的政策失败。但是政策的失败要是没有来自于社会的很大的动员压力和足够的挑战,它可能基本上是内部的游戏,可能会有一些调整,你可能会感到舒服一些,觉得比过去放松了很多,好像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政权的专制性质依然保持着他还是处于一个威权的阶段。还有就是大的外部事件,包括经济出问题、社会抗争的挑战, 导致政治精英分裂。一个(专制)国家经济出问题并不必然发生民主转型,尽管很多国家的民主转型都是在经济出问题的情况下发生的。经济出问题的时候,社会不满加剧,人们更有可能走上街头,如果真的走上街头了,转型就更可能就发生了。
现在我讲一讲在这个抗争阶段我们面临的两个思想认识障碍。第一个,暴力论。暴力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么多人在谈暴力,贬斥非暴力,削弱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过去百分之七十二的民主转型都是非暴力抗争的结果,很多人没认识到这一点。第二个,就是所谓渐进改革。这个是我一直批评的。现在,渐进改革论,受到很大的打击,衰落了,但是我很担心,由于认识方面的问题、懦弱,等等,很多人总是要廉价的东西,想吃免费午餐,将来有一个时刻,有一个所谓钟摆效应。现在可以问个问题,习近平之后怎么办?假设习近平冒险会成功,能够再干二十年。我大致可以预言,习近平会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他的继任者上来了,有很多的问题要调整,就有可能放松,渐进改革可能又会重新抬头。渐进改革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随便有点调整,不少人就得到了安慰,会寄予很高的期望。这样,很多人就会等待他,而不会利用机会去思考怎样确保转型往这个民主化方向去发展。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争论,就像八十年代,就先搞经济改革还是先搞政治改革。觉得革命不需要了,结果给了专制政府时间继续去巩固它。最后一句话,我们怎么办,关键真的是要好好研究一下非暴力抗争怎样发展起来,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有效。我的预言是,在改革明显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非暴力抗争不能开展起来,很多人还是现在这么糊涂,最近未来没有希望。

评议、讨论

李伟东:我们对极权主义转型其实非常缺少理论研究。我们现在看到的极权主义转型,比如像波尔布特被推翻,齐奥塞斯库被打死,都是最极端的。中苏两大国,极权转型很特别。俄罗斯就经过了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到后来的不死不活带有威权主义色彩的戈尔巴乔夫,更加开放的威权主义。然后就发生了政变,国家就倒了。普京现在又重归威权主义。中国从毛的极权到邓,到邓后有一大段威权主义时期,又重回极权。怎么从极权里边走出来,你现在说的这些方法,暴力也好非暴力也好,恐怕都有问题。我们现在的极权主义已经变成新纳粹,真理部统治全国的思想,盖世太保、特务政治,军事方面不停地培育党卫军,然后个人元首化。在全球去争霸,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这种情况下,你靠启发民众街头抗争,暴力非暴力这样的方式,是不是转型的必要必经的路径,可能要重新研究。

程晓农:现代化理论的诞生和研究成果基本上建基于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没有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和所有的其他威权最大的不同,除了政治高压、秘密警察治国等等,是红色洗脑。在那些非民主的国家,你去推动转型,需要的只是启发他们对民主的认识;而在共产党国家谈民主转型,前提是先清除那些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同时还要注入关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很多理论,都要解释清楚,是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我们不能在台湾、南韩那里找到答案,那里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受过红色洗脑,没有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全人类这一套东西。我们这块是被这个玩意儿浸透了。

    滕彪:我不觉得国际体制会进入比现在更加丛林主义的状态,原因一个就是规则,就是有了越来越多的新的国际规则、国际法。除了联合国系统、世贸组织等等,还有很多的国际条约。从价值观上来说,20世纪中期之前,民主国家的数字是非常少的,经过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多多少少民主化了,专制体制的数量在减少、话语权也在减弱。从这两个意义上,虽然国际体制离正义仍很遥远,但趋势不是走向更加丛林主义。
刚才提到中国是崛起还是衰落,要看我们在讨论什么。这两个现象都有大量的例子来支持。比如说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增长率在放缓,绝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在军事上、外交上、国际舞台上,包括软实力、硬实力,一带一路等等,很多方面都在扩张,是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对国内的控制也比江胡时代更严。衰落也有大量的例子。包括经济上的房产股市泡沫、外资转移、信心不足等等,包括政治上的,高层内斗、官民矛盾、意识形态危机等等,包括社会溃败,道德、伦理、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堕落、崩坏,等等。

    何清涟:博树提出的三个东西,新极权,新丛林,新冷战,我是同意的。中国是个很奇怪的国家,我研究了一下,发现经济好的时候它不需要民主,因为它觉得这个制度有优势,能挖掘出潜力来。经济不好的时候,它更加不改革,它觉得要加强控制。所以呢,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说,从邓小平启动危机推动型改革以后,就再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改革。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基本上垮了。我个人觉得,中国今后的问题,可能在经济上过不了关。

四、极权专制的终结方式与未来的应对

主旨发言:李伟东(《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
          滕  彪(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董事)
          裴毅然(普林斯頓高级研究院历史所访问学者)

李伟东:民主转型过渡期应该是一个专门拿出来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极权国家体制下。你不能设想一步走到民主,特别是在晓农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红色洗脑的国家。极权体制有瞬间崩溃问题。瞬间崩溃之后,把一个局势稳定住的可能是一个军政府。假设这个军政府可能有一个民主善意,先把各种反对派镇压住,市面局势稳定住,让商人开业,交通恢复,工厂开始生产,这个过程三个月左右,稳定住了。然后进入过渡期的第二个阶段, 训政。第二个阶段先召集圆桌会议,接下来过渡期立法,临时约法,立一系列法。清算以往的过程怎么办,怎么补偿,居民登记户籍这方面怎么办,产权方面怎么重新确立,资产管理,等等。什么情况用无偿剥夺的方式,你家里边是个大贪官,你吐出多少,维持你的基本生存。这些问题都得在这个过渡期全部解决。选举法、社团管理、新闻监督都要确立起来,这种情况下你能进入民主选举。以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来说,这个过程我估计要三到五年。
我认为研究这件事比研究出一个民主形式,一个极权形式突然转变成一个民主形式可能更重要。我一直试图开启一个所谓制宪过程,海外制宪过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把这堆东西,在那个爆发期,突然瞬间转折期到来之前,我们有识之士,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要把它做出来,变成书面。就像我说的清算法你要出来,将来被清算者也会参与讨论,然后想要去清算的人也要参与讨论,等到真有清算那天来的时候,这件事儿已经成熟了。免得因为这件事杀得血流成河。然后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在过渡期怎么办。西藏新疆都要闹独立,然后国内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统一派就上来鼓动军队……。要避免历史重演,研究好过渡期尤其重要的。别的我觉得都是小事,唯此为大。

滕彪:我主要讲民间维权抗争与中国政治转型的影响因素。首先,法律化和维权运动。中国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后开始一个法律化进程。这个法律化进程和文革砸烂公检法相比是一个进步,但是也有非常明确的局限性,这限制了跟法律化进程有关的民间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狭义的民间维权运动,就是从2003年开始,以维权律师、维权人士为主,利用法律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依法抗争,推动中国法治人权的社会运动。虽然从一开始就面临打压,但维权运动在2013年之前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而且产生街头化、组织化、政治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但在习近平上台后,在过去几年,维权运动遭到沉重的打击。不光是维权律师,而且是整个的民间社会都受到全面的镇压。包括异议人士、互联网、大学、新闻记者、家庭教会和法轮功等其他民间的宗教、NGO,包括西藏、新疆都是进行全面残酷的镇压。中国法律化的局限性,也是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局限性,就是,共产党绝不允许任何力量挑战一党专制,这个红线决定了中国社会法律化的限度,决定了政治和经济开放的限度,也自然是民间维权运动的限度。法律化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典型的就是宪法。我们也有宪法,也保护公民权利,也讲民主与法治,“人权入宪”等等,这些漂亮的提法说白了,就是欺骗国内民众,迷惑国际社会,为自己寻找话语合法性。在整个胡锦涛时代,或者更早一点,民间抗争力量的成长壮大,让当局感觉到非常紧张,非常担忧。他们把这个当作是对一党体制直接的、重大的威胁,这是中共对民间抗争进行严厉镇压的一个基本背景,很可能是中共应付危机的一种需要。

再简单讲讲中共政治转型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就是经济因素,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政治上中共可以控制很多很多东西,军警、行政、意识形态等等,但是经济规律恐怕难以控制。第二点就是政治冲突,包括了高层内斗、派系斗争,包括了反腐带来的各种冲突。习近平的个人集权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大了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第三个就是民间的抗争,就是要求人权、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民间运动。第四个就是社会溃败,道德伦理、生态环境、社会信任等等方面的溃败。第五点就是新疆、西藏。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也是极其可怕的问题,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过程当中一个最难以预测、而且是对于顺利转型最不利的一个因素,很有可能发生血腥的战争。刚才天成讲到国家稳定和渐进不一定有助于防止分裂,我基本同意你这个反对渐进的理由,但是我反对你这个国家统一的看法。分裂也没有什么不好。新疆和西藏要不要独立这是他们的事情,是他们的权利。第六点,就是中共的血债,它所犯下的历史罪恶比任何很多其他专制政权都多,中共所制造的人道灾难、导致的仇恨、分裂,导致的清算要求也更强烈、更复杂。最后一点(第七点)是,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环境,中共的渗透、威权主义的回潮、西方的绥靖,这些都是对中国争取民主的力量也是比较不利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我列出这些对于中国政治转型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
裴毅然:我们海外自由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很明确,就是论证中共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荒谬性。江泽民时代以来有一种论调,就是极权之下也能发展经济,并竭力为这一设定寻找合法性。另外一个方面,中共对民主的防范现在非常专业、有效。我们在现有资源(包括自由环境)下能做的事情,好像只有尽人事等天命。伟东说我们为崩溃(时)权力失控尽量做一些规划,我觉得很好,有个框架就可以了。具体圆桌会议怎么开,能不能坐上去,谁能坐上去,无法预测,都不知道。也不能把中共之后的空窗期看得太可怕,这将中了中共的奸计。中共一直说没我就要乱啊,我在才能有秩序啊。此外,还有,在掌握言论尺度上,尽量不要让中共抓住把柄。宣传要讲效率,必须要考虑民众的认知程度。民众就这样,100年前这样,现在还这样。郭文贵事件给我的启示:搞政治干民运要现实,民众有缺点。郭文贵为什么会有如此搅和力?他确实了解民众想要听什么。我再讲一句很沉重的话:出来以后看到民运种种乱象,互相抓特务啊,觉得海外民运界即使不能做到上限团结一致,也要做到下限互不攻击。至于习近平搞集权,明显搞倒退,我感觉中共会死得更快。

评议、讨论

王天成:我这些年研究的,包括几年前出版的《大转型》讲的,主要是关于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过程。我前面讲先有一个抗争阶段,到了某个节点,包括经济呀社会环境条件因素,这个政权可能崩溃,转型的时机就来了。那转型阶段呢,就要谈判,修宪立宪的问题,转型正义的问题,选举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过去是不研究的,非常重要。很多国家,有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真的民主转型的机会来了,但是机会没把握好,转型过程失败了,或者建立了某种民主,但不久崩溃了。像埃及就卡在那个地方了。但是,我对伟东刚才讲的“军政—训政—民主选举”、三至五年过渡期的设想,非常不同意。你觉得如果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会避免重演历史,相反,更可能重演历史。这是孙中山当年的思路,也像清末预备立宪的思路。过去几十年发生的民主转型,绝大多数是快速的。我统计过21一个代表性国家,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全国大选平均时间是1年7个月,多数在一年上下。当转型契机来临的时候,需要以较快的速度举行全国大选,这样才能及时重建政权合法性、稳定局势,同时,也使向民主转型的进程变得难以逆转、阻止。还有,你所说的瞬间崩溃,其含义是什么、在什么场景下发生?如果不是军人政变,如果是民众大规模抗议、天鹅绒革命,你不能直接夺权、取代政权,专制瘫痪要跟你谈判。如果是军人政变,军人主导,政变以后没有很快开启谈判,没有迅速举行全国自由大选,将是另外一个独裁政府,不要有奢望。附带说一句,民间反对派不要期盼指望政变,那不是我们所能发起把握的。


程晓农:习近平时代已经把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消灭了。为什么?他的所谓军改是为了夺军权,这个军改的过程走的是美军的模式,就是把军令和军政分开。共产党过去一直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权力其实在军事主官和政委两人手里。现在习近平开始按照西方的模式把军令和军政分开,军令指的是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但是管军令的系统手里既没有钱,也没有粮、没有弹,你可以调兵,但兵的枪没子弹,管子弹的是军政部门。军政部门从动员征兵一直到后勤,到院校培训,到军工生产全管。美国靠的就是这个制度,从来没有发生军事政变。拉美国家之所以发生军事政变,因为不是这套制度。中国原来是可能军事政变,现在已经实现不了了。

张博树:突变的可能无外乎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即所谓经济崩溃,或者叫经济硬着陆,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突然爆发,整个国家陷入经济混乱,银行挤兑,物价飞涨,等等。第二种,是外交上的重大危机,或者是外交和军事同时发生危机,比如说打台湾,想得挺好,美国一干预,最后输了。第三种情况,突然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比如又地震了,且当局处置不力,造成重大民怨。第四个呢,就是社会非暴力抗争达到相当的程度。(李伟东:第五种是领导人突然飞机失事。)前三种,无论是经济硬着陆还是外交军事失败还是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最后都会导致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权力重新洗牌。如果那时体制内赞成民主转型的力量乘机浮出水面,又有民间的呼应,中国民主化的机会就来了。渐进论者并不排除突变的可能,这仍然是渐进论者一直主张的、体制内外的温和力量收拾局面的理想格局。混乱和危机当中,也可能出现新的独裁者,而就当今的中国政治文化而言,独裁者挟持、操纵极端民意重构一个专制政权的可能性反倒更大些。这正是我不同意认为危机了、“革命”就一定会来甚至一定成功的理由。坦率地讲,这是一种“革命”的幼稚病。至于社会非暴力抗争导致突变的可能性,就中国今天来讲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很小,基本上不存在,事实上也没有发生过。在今天这么一个新极权主义的背景之下,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

王天成:博树讲了突然崩溃的几种情况,有各种条件在里面。我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问题,如何理解崩溃,所谓“瞬间崩溃”是什么意思?

何清涟:崩溃是指突然的,政权不能行使它的功能,或者功能瘫痪。

程晓农:一切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全部没有了。

王天成:这种可能性其实是非常小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爆发的时候,政府还是要维持秩序的,不是说你去杀个人就可以不管了。政府还在,就是不能再镇压反对者,这个政权的专制部分不能再发挥作用、瘫痪了。这应该是“瞬间崩溃”一个较准确的界定。所以,共产党垮了没事儿,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

滕彪:从民间抗争的角度来看,前面谈的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崩盘或者经济下滑,包括高层的内部冲突,对民间的抗争都会有影响。经常被学者引用的一个数据是,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从几万到十几万、二十几万,然后中共就不敢再公布了。这些抗争,第一没有政治诉求,第二有很大的偶然性,并没有经历长期的、精细的组织。中共能够很灵活地处理,它可以抓人,可以暴力驱散,可以谈判,可以答应你的诉求,也可以秋后算账。从维权抗争来说,里面有少数一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他们有非常清晰的政治目标、政治理念并且希望在行动当中寻找这种机会;但是大多数维权,包括环保维权、土地维权、劳工维权、宗教维权等,缺少政治变革意识。


    何清涟:我这本书中,专门有一部分讲抗争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相关性。过去多少年来的维权抗争,经济领域重点推进在哪里——就是发展至哪个领域,比如矿产,还有征地、拆迁,后来建设的污染项目,几乎都呈现这一特点:哪个领域是所谓经济发展与项目重点推进时期,哪一段就是这种类别的抗争高发时期,比如征地拆迁引发农村反征地、城市反拆迁的活动;污染项目密集建设时期,就是环境维权高发时期,这些抗争都有阶段性。

胡平:作为民间人士民运人士,我们最关心的应该是如何再促成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以此来推动中国的变化。只有做到这一点,民运才算取得成功。如果发动不起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那就是我们的失败,那就对不起那么多人那么多年的奋斗和牺牲了。现在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多数民众不敢站出来正面抗争。这并不是有没有空间的问题。习近平上台这几年,反对的空间确实越来越小,但是江胡时代还是有空间的,而且比80年代还大。例如民主墙时期审判魏京生,有人偷带录音机进去给魏京生的辩护词录音,然后整理成文字油印成小册子在街上散发,就被抓起来了。而在江胡时代,审判异议人士,常常是各地跑去一大堆人,站在法院门口扯个标语声援,异议人士的自辨词,律师的辩护词,马上就上了互联网广泛流传。这个空间显然就比民主墙时期更大。这里除了技术上的进步,也是由于当局的控制没有民主墙时期那么紧。问题是在80年代,整个社会有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很多人都愿意参与,愿意站出来做点什么。六四后就没有这种社会氛围了,有空间也没有多少人去参与了。

(录音整理:渔翁)